清华大学养老改革体制方案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提出，年龄推迟后，就业形态应该分阶段，“从生产企业退出来，经过培训居家就近参加社会服务，50到65岁的男性去做一些养老院的园丁、园林义工，50-65岁的女性给老人做做饭、洗洗衣服、做点编织，多好！”
在延迟退休持续发酵的前提下，杨燕绥此番言论的话题性可想而知。虽然杨教授自己也不认同延迟退休，她把退休年龄设定在50，但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推迟十五年，这没有养老金保障的十五年如何生活，就成了更棘手的问题。杨教授宣称让退休者去做园丁、义工，实际上是偷换了概念，用退休后如何安排生活取代了依靠什么生活的养老之问。
专业人说专业话，这是基本常识。当然，杨燕绥的退休论让人不可接受的地方，除了在于她背离了专业讨论的话语逻辑，从而让养老话题浮于粗浅的表层之外，更在于其代人立言、代人选择的精英立场。即便我们不去计较其偷换概念的误区，无可否认的是，50到65岁的男性做园丁、义工，女性洗衣服、编制，这种工作的一体化设定，也等于为大众圈定了一种退休生活的固定方式。在杨燕绥的逻辑里，退休后的安排似乎不再是个人选择，而是被养老体制的改革者所设定好的。问题是，谁又愿意遵从这种在杨燕绥看来是“多好”的安排呢？
这里并不是说公众没有公益的热心，如何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首先是自由的问题。从社会管理的大趋势来看，灵活化、弹性化是大势所趋，比如人们所推崇的弹性退休制度，个人可以依据自己的体能、家庭状况等自主选择退休年龄。这种人性化的改革方向，体现的正是养老体制对个人选择的尊重。反观杨燕绥的理论设计，不仅未提及弹性退休的问题，反而连公众的退休生活一并安排了，这种大包大揽式的越位，与尊重多元选择的养老改革理念明显背离。
我们尊重杨燕绥发言的权利，但身处改革设计者的重要位置，杨燕绥教授更应当以合乎逻辑的话语阐释其思想。养老体制改革的话题发酵已久，人们延迟退休、延迟领取养老金等改革思路的反对和担忧，已表达得十分充分，这些应当被改革设计者充分汲取。在一个权利觉醒的多元化时代，养老改革应对选择多元作出积极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站在改革设计者的位置，杨燕绥式的语出惊人，损耗的将不仅仅是其个人的信誉、声名，还有公众对此次养老体制改革的良好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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