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全国的诸多省份中，四川被摆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它充当了整个中华民族避难所和复兴基地的角色。究其原因，则是那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八年抗战中，四川既是大后方，因此才有大量外省人口的入川；同时，四川也是兵源地，因此才有一批接一批的川军出川。入川与出川，这是八年里四川最慷慨悲壮的主题曲。
一九三七年七月，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标志着日本已经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八月十三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布全面抗战。七十七天之后，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失守，淞泸会战以国民政府军队的溃败而告终。
上海的陷落意味着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随时可能遭到突然打南，南京已经不可守。就在上海失陷之前几天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那个晓风催寒的凌晨，月黑星稀，须发皆白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带领一千多名公职人员从南京下关码头上船，汽笛声中，几条轮船迎着滔滔江水溯江西上，它的目的地是四川重庆。
在此之前，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的《国府迁移与抗战前途》就已经明确表示，“四川因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为西部各省之冠，所以古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是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宜为抗战之大后方。”就是这篇文告，表明了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并依托四川这个大后方，建立一个全民抗战的后方基地。
林森一行在十天的奔汉后，终于顺利抵达山城重庆。据统计，八年抗战期间，四川先后接纳了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机关五十七个，公务人员五千多名。重庆当时是四川省政府直辖的乙种市。随着四川在抗战中地位的上升，重庆也日趋重要。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把重庆行格为行政院直辖市，一九四０年九月六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重庆定为陪都。而作为四川省会的成都，则成为仅次于陪都重庆的战时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
为了控制整个四川，确保后方和基地的稳定，国民政府在成都设置了多个级别很高的军政机构，它们包括：成都行辕、川康绥靖公署和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这些高级军政机构各司其职，从不同的角度发挥其功效，从而确保这个已经走到了山重水复之地的半壁江山陷于战火沦入敌手的国家有重新翻本的机会。
跟随国民政府西迁四川的，不仅是那些庞大的机关和人员复杂的公职人员，还包括众多的工厂和学校。六十年前的中国交通与今天相比，不知要落后多少倍，但需要从长江下游和东部沿海乃至华北运往四川的物资则太多太多，一个需要在战争状态下急急忙忙搬家的国家，不堪重负的运输线不得不超负荷运转。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决定正式迁都重庆的同一天，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工厂搬迁的工厂迁移委员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外历史上最悲壮的工业大迁移就此拉开了序幕。
四川虽有长江的黄金水道，但川东高峻深切的峡谷却使川江危险丛生，大大降低了运输能力。而那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搬迁，除了部分是由用蒸汽推动的轮船来完成外，大量是通过纤夫们手攀危岩拉动沉重的木船去实现的。
浓眉大眼、精明能干，这是许多人对卢作孚的第一印象。当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成为长江上最大的运输企业时，历史就注定了将由他和他的民生公司来完成中华民国入川的伟大任务。上海钢铁厂和汉阳钢铁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和最有影响的企业，在从宜昌撤退时，民生公司的轮船顶着天空中日机的狂轰滥炸冒险抢运。为了完成对这两个工厂的机器设备的运输，民生公司竟然被炸沉和炸毁了十六艘轮船，受伤和牺牲的员工将近一千人。这次运输被当时的报纸称作“中国实业界的敦克尔克大撤退。”卢作孚则感叹说“这是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抵御外辱的力量。”
截止一九四0年，外省内迁四川的工厂已达二百五十四家，占了全部内迁工厂的半数以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四川，原本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农业大省，而大量工厂的内迁，则在客观上使四川的工业兴旺发达起来。虽然这种兴旺发达有一个悲壮的背景，但工厂的增多和工业的发展毕竟也是客观事实。在这迁到四川的二百多家工厂中，其中一部分工厂在抵达重庆后，沿着长江和岷江继续北上，最后落址于成都境内。成都以它宽厚的胸膛，容纳了这些外来的工厂，当这些外来的工厂在成都大地上机器轰鸣，实业救国的理念便如此清晰动人。
与工厂一同内迁的还有大量的高校。七七事变后一年之中，全国的一百0八所高校竟有九十所遭到日本侵略军的破坏，其中二十五所停办，十所被彻底摧毁。教师由战前的七千五百六十人减至五千六百五十七人，职员由四千二百九十人减至为二千九百六十六人，学生由四万一千九百二十二人减至三万一千一百八十八人，财产损失达三千三百六十多万元。当偌大的华北竟然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时，当这些寄托着民族希望的大学面临日军铁蹄的蹂躏时，这些高校惟一可能行得通的办法也是内迁――迁移到巴山蜀水贫瘠却安全的怀抱。
四川以其博大的怀抱接纳了这些带着伤痛与疲惫的远方学子。当时，内迁西南的高校一共有六十一所，其中大学二十二所，独立院校十七所，专科学校二十二所。这六十一所高校的绝大部分――一共是四十八所选择了四川，而这四十八所内迁四川的高校，又多选择了重庆或成都。其中，重庆因是陪都，是战时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内迁高校落脚重庆者有三十二所，加上原有的七所，一共达三十九所之多，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数量名列第一。成都及周边地区，则一共迁入了九所。
抗战时期，大后方有所谓“文化四坝”的说法。这文化四坝，是因为内迁到重庆和成都的众多高校，其聚集之地，都有一个坝字，即成都的华西坝，重庆的沙坪坝，北碚的夏坝和江津的白沙坝。重庆的三坝姑且不论，成都的华西坝却是一个值得多说几句的文化渊薮之地――前段时间，笔者任总策划的《精英会》杂志，曾做了一期“寻找成都文化地标”的专题，专题列举了包括杜甫草堂、武侯祠、都江堰和青城山等在内的成都境内的十二处重要历史文化遗存，当邀请专家们讨论时，女作家、《四川文学》主编高虹在发言时指出，在这候选的文化地标中，遗漏了她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那就是华西坝。
华西坝这个词，稍微上了点年纪的成都本地人都知道，在如今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记忆里，更是一定还清楚地记得。七八十年前，成都远比现在小得多，出了今天还算市中心的锦江宾馆旁的南门大桥，便算到了郊外。在与城里隔着当时还是清流细细的锦江相望的郊外，一些颇具异国风情的建筑伫立在一派葱笼的树林中，绿意盈盈的草地上，一些有着花白斑点的奶牛在悠闲地低头啃草，而草地旁的小路上，偶尔有骑着自行车穿梭而过的西方人。这就是如今已被高楼大厦包围并占据的华西坝的前身。
内迁到成都华西坝的大学包括齐鲁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五所大学和东吴大学的生物系，学生共计约五千人。此外，华西协和大学还接收了另外三十多所沦陷区大学的数百名借读生。作为东道主的华西协合大学热情接待了这些远方而来的学子，校长张凌高动员学校各单位腾出教室、礼堂、过道、走廊、实验室，甚至教职工的住房，接纳五校师生。地下室、阁楼装上老虎窗便成了师生们的实验室，教学楼两头装上隔板便成了窗明几净的办公室。伴随着前线的血雨腥风，几所学校表现出了精诚团结，共度国难的合作精神，一九三八年，张凌高倡议组织五校大学校长定期会议，联合办学。各校采取松散结盟的方式，对教学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学生在校际之间任意选课，各校承认学生修得的学分，教授师资和教学设备则互通有无，一时间，美丽清幽的华西坝成了本土和外来的这几所大学和谐共处的共同家园。
校园里，还活跃着一大批当时国内顶尖学术大师的身影，陈寅恪、钱穆、梁漱溟、朱光潜、顾颉刚、张东荪、吕叔湘、冯友兰、许寿裳、孙伏园……他们都曾在华西坝的校园里传道授业解惑，成都这座当时还保留着古朴之风的城市，给他们的人生留下了深刻而生动的印象。大师们中，有许多人在晚年时，深情地回忆起他们在成都的峥嵘岁月。
华西坝因处于天府之国首府成都，环境优美，物产丰富，故被师生们誉为“天堂”；中央大学所在的沙坪坝，被师生们称为“人间”；陕西汉中鼓楼坝因各方面条件较差而被师生们戏称为“地狱”。风景殊胜的华西坝，对于饱受战争之苦，不得不万里迢迢，远赴内地的华北和东部学子来说，的确是可堪慰藉的天堂。大学者陈寅恪在华西时，曾有一首专门题咏华西坝的七律，在他的笔下，这个战时的问道求学小天地，是那样的美好和安宁：
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
雷车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远风。
酒醉不妨胡舞乱，花羞翻笑汉妆红。
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
一方面是政府机关、工厂、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入川，托身于四川这片辽阔的大后方，继续支撑着危亡的中华民族的脊梁。另一方面则是川军的出川抗战，大量四川子弟、成都子弟血染沙场，才得以换来后方宁静的课堂与车间，实验室和办公室。
早在七七事变之后，川军将领刘湘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请缨抗战。他说：“过去打了十年内战，报不出帐来。今后有了抗战的机会，我不能不尽力报国。”一个月后，刘湘飞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临行时，成都各界上万群众到机场为他送行。刘湘这个老谋深算的大军阀，在面对万众一心的抗战时局时，也变得慷慨激昂起来。他发表了《告川康军民书》的文告，文告提出：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粮食若干万石，并激昂地宣布：川军将从尸山血海中求得最后胜利。
一九三七年秋天，首批奔赴前线的川军出发了，共计十五个师，其首领为刘湘。次年，刘湘因病在汉口逝世，临终前，他在留下的遗嘱中说：“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誓不返乡。”
八年抗战中，川军先后参加了包括淞泸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战役。川军高级将领中，有四人牺牲于战场之上，他们分别是饶国华、王铭章、许国璋和李家钰。
饶国华死于南京保卫战，当时他率所部的一四五师坚守安徽广德，弹尽粮绝之后，他举枪自尽。王铭章和他所部的一二二师将士几乎全体阵亡于山东藤县，后来中国军队能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王铭章的力战赢得了时间。常德会战时，许国璋所部一五０师被包围在湖南陬市，激战中，许国璋身负重伤，陬市陷落时，他拔枪自尽。李家钰在三人中任职最高，为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他阵亡于抗战就要结束的一九四四年。他的死实践了他出川抗战时的誓言：“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在成都万年场，曾经有一座著名的雕塑：一个手里端着长枪，背上扛着大刀的军人，正警惕地弯着腰凝视前方，仿佛前方就是蜂涌而来的侵略者。这就是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他纪念的既是李家钰这样的高级将领，也是成千上万默默无名的普通士兵。而在成都大邑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数以万计的各种文物和资料，则以另一种形式向我们展示了抗战八年期间成都对中国的巨大而长久的奉献。
八年抗战，四川出川官兵的伤亡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二十，其中阵亡二十六万三千多，负伤三十五万六千多，失踪两万六千多。至于为全国提供兵源，八年中四川共征壮丁近三百万人，为全国各省之冠。
成都除了为全国抗战出钱出粮出壮丁外，还曾有过另一特殊贡献，那就是成都曾经是国民政府的空军战略基地。
众所周知，由于空军的落后，在对日作战初期，制空权为日军所掌握，为了逼迫国民政府早日投降，打击国人抵抗信心，在武汉落入敌手后，日军飞机可以长驱进入云南，四川和贵州等后方省区，于是日军轰炸机便经常深入后方――主要是四川城市――狂轰滥炸。据贾大泉主编的《四川通史》统计，自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日军飞机首次轰炸成都起，至一九四四年二月止，成都共被日机轰炸达十九次之多，直接死亡一千四百八十三人，受伤二千一百０八人，炸毁房屋八千七百九十三间。日机这种惨无人道的轰炸，给经历其事的成都人留下了深刻而又恐惧的印象。著名学者流沙河先生曾经在一篇随笔里回忆当年他所经历的大轰炸：
“警报器一长声很快变成凄厉的短促声，这是紧急警报，大难临头。果然，站在大院坝中，很快听见隆隆声若沉雷从东方来，旋即看见轰炸机群，三架一个小队，九架一个中队，二十七架一个大队，正好一个大队，排成三角形的阵列，缓缓飞来。飞到头顶，变成一字形的横列，向西飞去。几分钟后，持续的砰磅声若擂鼓从西方来，惊起我家古槐上的鸦群，绕树回翔，哇哇啼叫。这是成都初次被炸，牺牲惨重。外南倒桑树街我外爷家，后门临南河，河心落一炸弹，好险。当时母亲领着我和妹妹弟弟跑警报出西门，躲在一家院落旁边的坟地里，目睹西方，成都天空飘悬着照明弹七八颗，耀眼若煤气灯，四十公里外我们的面部都被照亮了。天黑，不见飞机在哪，但闻砰磅声，地都震动了。很快看见西天映红，成都在燃烧，愈烧火愈猛。火光照到冬水田里，仿佛大火就在前头两三里外。母亲领着我们念诵‘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音菩萨保佑’，喉嗓吓得打颤。捱到半夜解除警报，妹妹弟弟草垛上睡着了。这次大轰炸，成都市民伤亡数百，盐市口一带炸成废墟，街上血肉横飞，电线杆上挂着残肢烂肉。传说黄包车夫跑累了放下车，回头才看见乘客已无头。此后两年间炸过多少次，记忆已模糊。想得起的是金堂县城内新添歇后语‘两口子上床――警报（紧抱）。’还有就是谁向你说‘日本飞机来了’，你莫问他‘来了几架？’因为他会笑答‘来了你妈二架（嫁）’。县城太小，侥幸躲脱敌弹，蚩氓作壁上观，乃有是说传播”。
随着美国飞虎队的来华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加入，中国的空军力量终于得到了增强。一九四０年时，中国空军约有轰炸机一百一十架，战斗机约一百二十架，这些飞机主要集中在四川，而在四川，又主要集中在成都。一百一十架轰炸机中，成都有七十五架，一百二十架战斗机中，成都有五十架。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成都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重要基地。
B-29轰炸机的问世，使盟军有能力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为此，盟军方面制订了玛特霍思计划。这一计划的核心，就是动用B-29轰炸日本本土。当时，美国选择了较为安全的印度作为轰炸日本的基地，但印度距离日本太过遥远，往返航程达五千多英里，而B-29的最大航程也只有四千多英里，因此必须考虑在中国境内建设一座大型机场作为中转站。于是乎，成都便成为这座大型机场的首选：首先，成都距日本只有两千多英里，来回也就四千多英里，在B-29的航程之内，其次，成都是中国的大后方，修筑大型机场所需的人力物力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式向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提出，由美国出资金和技术，中国出人力，在成都附近修建能够停放B-29的飞机场。国民政府同意了美国的提议，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这项工程被称为特种工程。
特种工程最终的选址定在了成都周边，一共有四座机场，分别在成都下辖的邛崃，新津和成都附近的广汉及彭山。一九四三年五月，来自四川各地的民工三十万人，用了十个月的时间日夜赶修四个机场。
当年只有十三岁，还是初中一年级学生的流沙河也参加了四座机场中的广汉机场的修建。据流沙河先生回忆，一九四四年，绵阳专署所属各县民工数万人，聚集于广汉县城外三水关镇六公里长的工地上，昼夜施工，务必要在当年六月份完成修建任务。到了五月初，由于工程紧而人手不够，政府下令将中学生也派去工地支援，是故十三岁的流沙河参加了半个月的机场修建工作。事隔数十年之后，流沙河先生追思往事，曾写过一篇叫《二战我修飞机场》的随笔，在这篇随笔里，流沙河先生以生动而细致的笔墨，真实再现了当年修飞机场的艰辛。在此，不妨引述数段：
“我和同学们被领到金堂县民工总队。总队部设在施工现场的一间草棚里。总队长由县长刘仲宣担任，下属十个大队。大队长由区长担任，下属若干中队。中队长由乡长担任，下属若干分队。分队长由保长担任，负责监工，收方，管理民工食宿。被谑呼为‘泥巴官’的就是这些保长。我们学生承修机场最后一条跑道上的短短一段，石灰白线划定范围，任务之重，一如民工。我们先是填平地基，夯实，在地面上密砌卵石。卵石要用六市寸左右的，尖头必须向上，砌成一排排的，不得参差错落。然后铺上，灌黄泥浆，覆盖河沙。上面又密砌第二层卵石，又铺土，灌浆，盖沙。上面再密砌第三层卵石，再铺土，灌浆，盖沙。最后用石磙压。如此三层，厚一公尺，方能承受自重七十五吨的B-29重型轰炸机之降落。每筑一层，‘泥巴官’都要用竹尺比。厚度未达标的一律返工，毫不通融。我们分工，大个子同学挖土担石，我瘦小，砌卵石。戴着草帽，上午还不太热，下午穿腰太阳晒脱我一层皮，晒晕，晒起‘火眼’，最后晒成烟熏腊肉。半个月完工后，回到家中，又黑又瘦，青狗认不出我，扑来吠咬。”
“就是砌卵石，也绝不轻松。先是蹲着砌，砌好，捶紧。蹲久了吃不消，膝头触地，干脆下跪。跪着移膝，膝头磨烂生疮。手握卵石，指头摩擦起泡，泡破，嫩肉露出，不能再握，便用掌捧。担石的大同学笑我说，‘小鱼儿，条条蛇都咬人呀。’我姓余，诨名小鱼儿。”
成都辖区内及周边地区的四座军用大型机场的建成，终于使得盟军重型轰炸机可以长驱直入，对日本占领区及日本本土进行轰炸。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起，美军飞机开始从这四座机场起飞，先后轰炸了日军占领的辽宁鞍山、辽宁本溪、河南洛阳、湖南长沙以及日本本土的八幡、门司等 地。其中的当年六月十五日，美军出动七十五架B—29型轰炸机，分别从四座机场起飞，数小时后飞临日本最重要的钢铁基地八幡市――该市所产钢铁占日本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炼钢炉占日本的百分之七十六。这些巨无霸在这座工业城市上空轰炸了五分钟时间，日本钢铁企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武汉沦入日军之手后，成为其重要的空军基地，轰炸成都和重庆的轰炸机，大多数从这里起飞。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美国从成都各机场出动九十四架B－２９重型轰炸机，分七批先后投下五百吨以上的燃烧弹，炸毁了日军在汉口的数十万吨补给品和船坞。次年一月五日，盟军战机再次从成都起飞。奇袭汉口和武昌的三个日军机场，炸毁敌机三十九架及四栋库房，空战中又击落敌机十架。加上此后几天的另外两次袭击，武汉的日军空军主力，基本被消灭殆尽，从此再也无力窜入成都上空为非作歹。
除了四座供B－２９起飞的大型机场外，成都还是国民政府培养飞行员的重要基地。一九三九年，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由重庆迁至成都东门外的沙河堡，同年，在成都南面的太平寺机场创办空军军事学校和空军机械学校，一九四０，又在灌县创办空军幼年学校。
成都在八年艰苦抗战中的极大付出，在当时即有目共睹，并赢得了有口皆碑的赞美和感激。如学者谢无量在参加文人们在锦江畔举行的一次宴会时，即兴赋诗说：“平章风月任鳌头，玉帐金轮实上游。每听鼓鼙思将帅，总因忧患作春秋。前驱歌舞倾巴国，天下军储仗益州。莫用区区夸诸葛，兴周起汉伫奇谋。”而另一位著名文人叶圣陶也曾在成都工作生活，他在从成都到灌县公干时，也曾口占一律，表达了有成都作为抗战后方而抗战必胜的信念：“锦城小雨引新凉，骤作清游适莽苍。沟浍贯通怀蜀守，田畴平旷胜吾乡。水声盈耳宏还细，禾穗低头绿渐黄。差喜今秋丰稔又，后方堪以慰前方。”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四川、没有成都这个辽阔的大后方，没有这片土地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奉献与挽救，抗日战争到底会是什么样的过程和结果。我们能看清楚的事实是，正是有了不绝如缕的入川与出川，全民抗战的事业才能真正如同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让那个时代的所有中国人都看到了光明，也看到了希望。
【作平注：本文转自《成都滋味》，聂作平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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